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，民间医疗空间的分布十分零散，并没有系统的制度化体系，西医的进入方式主要是靠传教士治疗上层士大夫而获得局部的承认。但这种渗透基本上对民间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。而自从美国人伯驾（Parker）在广州开设医院以来，西方的一套现代医学的空间制度开始强行切入中国基层社区，并逐步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，特别是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自身生活区域与外界关系的看法，从此中国人如果要想正常地生活，就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重新划定和想象这种空间的边界。因此，研究西医进入中国的过程，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医疗现象，而是“社区史”研究的对象。
笔者意欲透过清代普通民众对“采生折割”现象的想象和官府对这一现象的处理，以及在处理清末教案中对这一想象的移植，来探讨近代中国人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对空间想象的变化过程。“采生折割”是清代发生在民间的一种通过残损人的身体的一部分，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的行为，这种行为类似于巫术，所以一直为官方所严禁，《大清律例》中就设有多条律令处罚“采生折割”的行为，“采生折割”同样也为社区所不容。其中一个现象值得注意，那就是近代教案的发生往往出现把教堂和医院一起焚烧的现象，因为传教士来华传教，往往会在教堂旁附设医院，而教堂作为一个封闭的陌生空间嵌入社区后，会引起中国人对其空间内涵的排斥性想象。比如中国人就会把教堂和医院看作进行“采生折割”的场所，教案中发生的许多诸如教士“剖腹挖心”、“奸取女红”的谣言，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异端现象的移植性想象。这种想象不但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对外国人的评价，而且也影响到了官方政策的调整，比如官府为了遏制谣言的蔓延，以便重新设计传统社区与教堂之间的边界，甚至要求把教堂周围设置育婴堂的权力收归清方，也就是通过把“陌生化空间”纳入传统社区的方式，来对抗西方空间的渗透，但这种模仿策略达到的效果显然适得其反，因为这样等于默认了教堂育婴诊病的合理性。从“反教话语”的转变也可看出同样的效果，原有的“反教话语”基本上来源于对“采生折割”的想象，比如早期反教揭贴中充斥着的各种对残害儿童行为的描写，所以对教堂及其相关系统如医院的认识完全是排斥性的。而后期“反教话语”如一些修女的回忆和控诉，其内容已悄悄发生了变化，即集中控诉教堂医院卫生条件的恶劣，并把儿童的死亡原因归结于此，这个话语显然与早期“采生折割”话语有重大区别，即已带有科学话语的性质，对空间的想象一旦为科学内涵所支配，实际上就肯定了教堂和相关系统作为传统社区之组成部分的合理性。
笔者力求把对“反教话语”的变化和现代医疗制度建构的考察结合起来，详细探究空间的现代性转换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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